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观后感心得（一）：
在深圳罗湖区的仙湖植物园里，有一棵树龄1010年的篦齿苏铁。
从外观上看，它就像一棵_L版的棕榈。
它是深圳最古老的树。
这座城市实在是太年轻了。要到2022年8月份，才过四十周年生日。
它最古老的商品房住宅，年龄不到这棵树的25分之一。
同在罗湖区，爱国路3001号，一个14栋6层楼房的小区，东湖丽苑。
一处土地使用年限仅剩31年的老房子。
今天，很少有人再想起这里当年开售时一抢而光，进伙时开光拜佛的景象。
1980年，东湖丽苑作为中国第一个商品房小区开盘，一套60平的房子售价5万。一抢而光。
为了给自己的行为找到合法性，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特地搬出了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：
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，而是要求把地租——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——转交给社会。
今天，东湖丽苑一套房子的价格，从最初的5万升到了100万。
这个数字在今天的深圳不算什么。距离它26公里外的另一个楼盘，深圳湾一号，一平米的均价是20万。
最贵的那套，售价：3.4亿。
语是这么说的：
如果你想在这里预约看房，请提供以下材料：
200-330平，需提供银行账户、股票、理财账户余额或近期银行流水1000万
500-1600平：提供5000万资产证明，另还需要提供公司名片(客户职位需老板或股东，重要骨干等)
这里顶层还配有直升机停机坪，当然不是炫富，是刚需。
一旦有事，从这里坐直升机从深圳飞往香港，只要15分钟。
一位香港风水师说，深圳的轮廓像一只大鹏鸟，而这里正是鹏鸟的头部，从风水学的角度来说，未来不可估量。
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观后感心得（二）：
奥巴马曾经问过乔布斯：在美国生产iPhone的话，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?
乔布斯的回答是：
不可能。没有哪里的灵活性和速度能够与那座城市的工厂相比。
这座城市就是深圳。获得苹果订单的工厂，叫富士康。
代工的价格，是每部30元人民币。
一位苹果公司高管在接受《纽约时报》采访时，谈起自己在深圳的见闻：
新一代iphone发售前，苹果公司突然改变屏幕设计，要求深圳的富士康突击赶工。
那天午夜，一群工头叫醒了熟睡的八千名工人，每人发了饼干和一杯茶。
半个小时后，一条生产线开始以24小时一万多台的速度生产iphone。
在深圳，这家几十万员工的工厂有如一个独立王国。
高高的厂区围墙下，有独立的银行、学校、商场、警察局、医院、消防队，甚至富士康自己的电视台。
一个1993年出生的女孩当上了富士康电视台的主持人，向30多人借了近80万元，然后就失踪了。讨债人只能去她家乡的贴吧里寻找线索，愤怒地晒出她手持借条的照片。
高峰期，这里每天要消耗40吨大米，30吨蔬菜，10吨面粉、6万个鸡蛋，再杀死800头猪。
对应的工人工作效率也有要求：每天保守工作10小时，在流水线前重复着同一个动作，20秒完成一块电路板的测试，一分钟装7个静电袋，3秒钟处理完一个手机后壳。
单调重复的工作，让人作为人的感觉慢慢淡了，对自己的生命也不那么珍惜了。
2010年，这个独立王国出现了震惊全国的十三连跳，即便是郭老板运来一飞机高僧念佛也无济于事。
最后，不得不在工人宿舍的二楼统一拉上一层铁丝_。
当富士康生产的iphone流向全球时，几十公里外的华强北，成为下一个创造世界纪录的地标。
在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南北930米，东西1560米的土地上，密布着30多家电子交易市场和1万多家销售手机、电子产品零配件的大小商户。
只要你带够了钱，一定能够找到你需要的东西。
一个美国人曾在华强北做了一次实验：
只需要350美元，就可以买到一台售价在700美元以上的 iPhone6的所有部件;工人只需要15分钟就可以完成上百个工序，组装一部新手机。
前年，整个深圳生产了3亿零870万部手机。这还是只是合法生产的，不包括华强北。
因为，苹果往年还未发布新品，这里的人们已经出了新一代iPhone。
这些年，一家从华强北走出的手机品牌——传音，在非洲攻城略地，做到了头部顶端。
2018年，传音在非洲卖了1.33亿部手机，拿下非洲市场48.71%的占有率。
这个数字，意味着每两个使用手机的非洲人，就有一个用传音手机。
传音成功的原因，不仅仅是因为价格低廉，它还解决了非洲人民拍照的大难题：
拍照常年看不到脸，只有一团漆黑的面孔和一口白牙。
传音的办法，是独特的美黑特效。它组织工程师攻关，研究如何能把黑皮肤拍成黄皮肤，把黄皮肤拍成白皮肤。
这个品牌继承了华强北DIY的极客血统，比如它支持四卡四待。因为非洲地域广阔又信号不好，用户可以同时装四张电话卡，用四家电信运营商。
如此炫目的黑科技，背后是无数人的奋斗与欲望。
这座城市从来不缺乏一夜暴富的梦想。
四十年前，深圳一年的工农业产值才只有7100万，不及2018年GDP的三万分之一。
但也有更少的人，可能美梦成真两次。
比如2018年，深圳一位姓黎的市民以60元购买30注双色球，中得双色球一等奖，赢得福彩有史以来最高奖金：1.61亿元。
短短一年后，他又以6元购买3注双色球，再中一等奖3000万。
在深圳，平均每秒就有146注福利彩票卖出。2018年，深圳市福利彩票交出的销售答卷是：45.93亿元。
绝大多数人永远是充当分母，作为慈善的那一部分。
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观后感心得（三）：
勇当制度创新策源地
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的教授代明，他曾于1999-2004年在深圳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先后任职研究员、研发部长，对于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颇有研究。
在他看来，深圳特区成立之初曾是一座“四无”城市——无重化工业基础、无重大国家项目、无西方大型跨国公司直接投资、无资源环境承载力，深圳凭什么迅速实现崛起?
不少学者认为，深圳的崛起得益于其区位优势，毗邻香港;也有学者认为，其得益于政策优势，税收优惠、土地保障带来巨大红利;更有学者将其归纳为有为政府加之有效市场。
代明认为，区位论、政策论、方略论皆有一定道理，但多少有些“失焦”。在众多沿海、沿边经济特区中，深圳的成功与其背后的制度创新不无关系。
唐杰也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，很多人说深圳敢闯敢试、敢为天下先，但忽略了一个方面，深圳很早就在科技创新方面尝试系统化地设计制度。
早在1987年2月，深圳市政府就出台了《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》，在全国首次提出科技人员可以以现金、实物及个人所拥有的专利、专有技术、商标权等工业产权作为投资入股，并分取应得的股息和红利。
这意味着承认知识产权的价值，直接带来一股以华为为代表的创业潮，也为深圳高科技产业发展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打下了体制机制基础。
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理事长张思平对此也颇为赞同。他表示，深圳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为高科技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。例如，建立和完善不同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、人才服务体系、以高交会为主要平台的高科技交易市场体系、以高新园区为平台的区域服务体系、以华强北为代表的为高科技产业服务的产品配套市场体系。
“正是因为上述全方位的政府体制创新服务体系，才为深圳高科技不断发展壮大提供了重要支撑。”张思平说。
不仅于此，深圳已经成为制度创新的策源地，不少制度改革经由此推向全国。据2017年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的统计，深圳25年来制定的法规和法规性文件当中，超过三分之一是在国家和地方立法没有先例的情况下先行先试，这些法规不仅护航深圳的发展，也为国家提供了参考蓝本。
例如，今年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拟新提交审议立法项目29项，包含新制定法规14项，其中，个人破产制度在深圳“破冰”，科技企业有望实施“同股不同权”，深圳的立法探索背后，是这座城市改革的底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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